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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

网络整理 2019-10-06 16:15

  中国的社会变革,吸引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另一问题是有关变革秩序的稳定性来源,这就是,相对于其他社会,为何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?

  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研究,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给出一个理论解答:当制度化(合法化)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,并且大幅度提高了社会预期时,社会动荡就会发生(20)。社会冲突和动荡,被认为是高速变化社会的必要成本,90年代中期前后在很多国家出现。中国的制度化进展也明显相对滞后,但为何结果出现了例外?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,黎安友试图解释这种“韧性”现象,沿着亨廷顿的思路,他列举了中国几项政府组织的改进——规范政府行为的约束增加;人事晋升能力标准的制度化;吸纳不同团体、促进组织功能的专业化发展;等等。他认为,是这些制度的演进,增强了威权体制适应社会变革的弹性。(21)

  这种解释的“进步”之处,在于从制度基本不变的旧假设,转变为注意“制度的适应性变化”方面,这些适应性变化是在不经意中逐渐发生的。和从前相比,适应性变化往往是非正式的,不容易呈现新与旧的确定分界线,但并非没有重要意义。

  政府组织的正式“制度化”发展当然值得注意,但仅以此作为解释变量,显然还不能使政治社会学者感到满足,因为政治社会学更关注那些非个人、非预期、具有长程、系统性特点的基础性变迁,只有这样的变化,才可能具有结构和组织上的难以逆转意义。所以,不同于合乎法律条文或者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证明“合法性”来源的做法,政治社会学者的着力点在于探索社会认受性:认识那些并非主观刻意、却在客观上“支撑”着体制的社会基础,为何它没有被高速的社会变革所削弱。因为体制的合法性支撑,不仅来自法律条文的规定,或知识精英的评判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阐明,更关键的,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之非预期后果。所以,不能只看书面条文“怎样说”,必须深入到地方的实践过程,从人们“怎样做”中寻找答案。

  政治社会学研究发现,和其他转型国家出现的情况类似,中国的高速变革也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、矛盾的积累,甚至“社会断裂”(22),它们侵蚀着社会向心力的凝聚。但是这些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变革的大局,原因是存在着其他发展,起到基础性的中和平衡作用。这些发展,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阐明。

  (一)发展型意识形态

  1992年,邓小平南行推动了以经济发展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进程,以利益效能为基础(而不是仅以意识形态为基础),构建社会秩序的共识,逐渐深入人心,得到全面建立。对财富进行合理追求与积累,以经济发展为工作中心,在社会各界引起积极反响。“在改革之前,中国被看作一个依凭政治建构起来的社会。这个社会的依据,依靠主要领导人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知组织起来,并且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武器来实现”。(23)但改革开放,改变了这一逻辑。

  新秩序的共识性基础,依赖社会上下对发展型意识形态积极接受,“发展是一个硬道理”成为人们的奋斗指南。各级政府的角色也随即转向推动和实施经济建设,一种独特的干部激励模式——晋升锦标赛在各个地方出现。地方GDP,也可以是地区收入,招商引资,出口创汇,脱贫摘帽,社会稳定,环境保护等等,都可能被指定为绩效指标,成为衡量工作成就的依据。经济发展作为最直观有力的政绩指标,成为干部提拔晋升的主要参考。辅之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等其他人事标准,设定学历、任期和年龄限制,下管一级管理等纷纷出现,干部通过经济成就获得晋升的速度加快。为了推动绩效判定,在地方各级政府,普遍设立了专项考评的组织机构。有两类基本的考核目标:发展目标和工作目标,前者包括经济建设、社会管理和发展潜力——三大类的34个指标,后者包括年度重大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整改情况(24)。组织考评涉及几乎所有基层行政部门,每年定期举行,考评结果可以影响到单位和个人的奖金及项目申请、资源发放的排序。让仕途与经济绩效挂钩,将官员的晋升利益进一步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关联起来,(25)这全面推动了基层政府按照发展的意图行动,解决了由上而下的监督和激励难题。

  发展型意识形态与社会“甩掉穷帽子”的热望不谋而合。随着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。企业家群体和政府的合作得到广泛发展。政商互助互利变得实际上正当。一个新现象出现了,当企业取得一定规模时,部分民营企业家开始进入体制内,争取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位置,以求保护财产安全,同时获得特殊政策和信息,以帮助开拓市场。政府部门也主动吸纳他们的代表,这种合作和发展型共识,客观上推动了执政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展:由单个的无产者群体,扩展到多个有产者群体,从而使得转型中国“避免了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动荡”。(26)

  (二)绕过障碍